做“农民教书匠”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

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 黄惠川：

朱老师，您好。回想与您相识的情景，还要从2007年那场“名家讲坛”说起。那年，我在中国农业大学上大三，听闻有您的讲座，便前往聆听。您自称“农民教书匠”，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了几个小时之久。

2008年以来，我有幸师从您攻读植物病理学硕士和博士。其间，我作为团队成员跟随您前往云南澜沧县开展科技扶贫。您带着我们深入调研，发现当地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冬季马铃薯，于是打算开发一块试验田检验效果。这个过程困难重重，老乡的不理解、居住环境的简陋等都曾让我心生疑惑：为什么不好好待在学校上课、做实验、发论文，非得跑这么远来吃这份苦？

您对我们说：“如今科技发达，但这里的发展依旧很落后，老百姓享受不到我们的研究成果，是我们的失职啊！”

我时常回味您的这句话。作为一名科教工作者，我们的职责到底是什么？与您共同经历了一些事后，我终于领悟到：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，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国家、民族最需要的事业中来，并将这种理念融入师道之中，影响更多青年师生投身这项事业。

近些年，国家推进清理“唯论文、唯帽子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专项行动，旨在校正失衡的高校教育、科研评价体系。朱老师，结合您的经历看，评价高校人才的标准应该是什么，农业院校年轻教师应该如何实现个人价值？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 朱有勇：

惠川，你好。你们年轻教师勤奋好学，知识面宽，我十分欣慰。考上博士、评上副教授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以后还要往前看，走更远的路。将来要成为优秀科学家，为国家农业发展作贡献，就要做好专业研究，夯实专业基础，拓宽专业范围。而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，就是投身生产一线，在生产中以问题为导向，把学问做扎实，把科技成果应用得更广。

关于评价体系的问题，你们遇到了一些困惑。传统的评价标准都是论文发表情况、项目获奖情况等，而我们在农村扶贫，所花心血没法在评价指标中直接体现，是否劳无所获呢？肯定不是。搞农业科研，只有在一线扑下身子，才能发现问题，而解决问题就是科研目标，是科研立项的依据。这几年，大家跟着我到澜沧县农村扶贫，发现了林下三七、冬季马铃薯推广应用中的各种难题，我们就是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科研项目，取得了很多成绩。

我很希望你们加入扶贫队伍。扶贫虽然很辛苦，但你们也能得到锻炼。我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，让农民富起来，让农村发展起来，这比在纸上发表一篇论文要踏实得多，且更有成就感！

去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时强调，新时代，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，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，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。我多希望你们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，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施展抱负，服务人民、贡献祖国。这些，才是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。